初代官僚集团源自退役的军功勋贵集团，他们的一代代后裔构成了官僚集团的基本面，而官僚集团也是国家保持社会动员能力的基础。

官僚主义的滋生，恰恰是熵增定律在社会领域的直接体现，唯有持续的扩张、增长和发展，才能稍稍减缓官僚主义的成长。

昨天看到一个关于马斯克的新视频，他在视频采访中称，官僚主义是人类面临的第二大的问题，而熵增是最大的问题。他讲得颇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官僚主义本身就是熵增定律在社会结构层面最大最直接的体现，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熵增更抽象，而官僚主义更具体。

正本清源，要谈论官僚主义，首先就要搞清楚官僚是如何产生的。

在原始时代，部落虽然有首领有巫师，但却并没有政府和官僚，政府和官僚，看似属于行政体系，但最初却源自于大规模的军事征服。 凯撒征服了高卢，所以他自然就成了高卢总督，高卢的殖民政府中，也就理所当然充满了凯撒下属的部将和老兵。

弗朗西斯科 ·皮萨洛摧毁了印加帝国，所以他自然就在利马建城并设立行政机关，官员当然也就是他手下的殖民者。 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击败并占领了日本，所以他就成为了日本的太上皇，美军人员在较长时期操控着日本的行政权。 陈毅元帅率领大军打跑了国民党反对派，成功收复上海，所以他理所当然是上海首任市长，并且上海市政府的官员基本都来自三野。

甚至就本人经验来讲，由于我的姥爷是解放军团长退役，并任老家县城首任公安局长，所以我的舅爷姨娘和母亲也全都是吃官饭的；而他们的配偶大多数是我姥爷老战友的子女，当然也是吃官饭的了；甚至到了第三代，吃官饭的人仍然是主流，如果不是因为本人志趣异于常人辞去公职，我现在也还在美滋滋地当官呢。

远古的情况虽然不可考，但从情理上来推断，在互为血亲的部落内直接产生一批高高在上的官僚是非常反人性反自然的，但如果是放在被征服地的话， 就显得十分顺理成章了。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是人类第一部政治领域的著作，你知道他第一章先讲什么吗？讲的是奴隶制和对奴隶的管理策略。今人可能或对这种行文逻辑感到迷惑不解，但其实并没有任何奇怪的，在古代，政府和政治自征服始，而政府最早的管理对象就是被征服的奴隶。

在远古，政府即军队，政府首脑即军队统帅，政府官僚即退役军人，这种三位一体是如此明显，只是在若干代的繁衍之后，世人忘记了他们最初的本质而已。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本身就是战时的最高指挥官，一人留守罗马一人带兵出征，所以他们才需要两名执政官。而今天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首脑都在理论上兼任着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不管他们实际上有没有从军经历，以及是否真能有效控制军队。这种已经名不副实的最高统帅职务，恰恰是人类远古遗俗的流传。

官僚为什么享有特殊待遇？因为这待遇是他们或他们祖先的血酬。

正如我在系列文章《暴力的逻辑》中所讲，这个世界的基底是建立在暴力之上，无论显得有多么文明文雅甚至文弱，其权力的根本来源还是暴力。而官僚制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演变得腐朽为止，统统都离不开暴力的因素。 上文已经阐明，初代官僚集团就是退役的军功勋贵集团，那么经过若干代的演变，以至于到了表面上纯文官化的时代，官僚集团就与军事越行越远了吗？

绝不！哪怕在今天，官僚集团仍然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基础，哪怕这些官僚完全不通武事，他们仍然是军事力量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比现役军人本身更加重要。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明白国家武装力量组织原则的基本演变规律。任何一个群体，在他们由弱变强，由部落变国家的过程中，军人的组织模式或者说作战动机一定会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责任与荣誉而战。说白了，就是自带干粮、守护家园。在群体尚且弱小的阶段，大量战争都是防卫性的，是为了守护身后的妻儿和家园， 这时候不要说不用任何军饷和功赏的经济激励了，群体甚至连装备和口粮都不能统一提供。任何一个成年男人，如果还称得上是个男人的话，就必须拿起（自备的）武器，背上（老婆刚做的）的口粮，走出家门集合起来去抵抗外敌。

第二阶段，为了战利品而战。在群体渡过弱小危亡的阶段后，就进入了军事扩张期，这时候的军队一般也是没有军饷的，但外面有大块的花花世界以待征服，只要打下一个地方自然就能抢到很多战利品，所以从军热情也是高涨的。此时的军队会发部分装备，也会统一准备口粮，但基本是不发工资的， 发财都得靠大家努力去抢啊，军功奖赏是有的，但基本也不可能来自于后方财政，而是来自于战利品分成。

**第三阶段，为了经济待遇而战。**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和扩张，必然会到达这个阶段，那就是抢无可抢，一方面是因为本国已经十分繁荣富庶，周边蛮夷没啥可供抢掠的好东西了，另一方面是军事征服有其天然极限，天险、气候、后勤、叛乱都会制约帝国的边界范围。

这个阶段的军队不但一切都要靠母国财政供养，而且待遇低了还不行，待遇低了就招不到兵了，于是养一支具有威慑力的军队，就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但无论有多沉重，你也得负担。否则，你怎样打下的天下，就会怎样丢掉。

你看，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差异，那就是养一支军队 究竟贵不贵？对于大西王这种草寇而言，养兵简直便宜得要死，他基本两手空空，都能“养”几十万大军，其实他的兵根本就不需要养，只要放出去就能自己找食吃。

但对于一个正经的中原王朝而言，养兵从来都是一个庞大的负担，尤其是能打硬仗的精锐部队，哪怕只有几万人，都是要命的吞金兽， 军饷、军械、功赏，轻易就能掏空一个王朝的财政。一旦这支军队存在，你还不敢不养他，你不养他他就会作乱，以至于明朝会做出为了赖军饷而剿灭戚家军这种看似自毁长城的奇葩操作。至于到了今天，对中美这种大国而言，养兵更是贵到天上去了，区区一两百万人的军队，就要靠天下百分之几的财政来供养，人均消耗都是天文数字，重要装备起步以多少亿来论。

这和官僚集团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因为大国军事实力的核心要素从来不是现役那点人，而是钱！是钱！钱！钱是技术，钱是装备，钱是十倍百倍于现役人数的预备役。钱从哪里来，如果已经停止对外抢劫的话，钱就只能纯从财政来，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既然抢不了外人，那就抢自己人，而官僚集团，就是执行对内抢劫而不征收赋税的核心力量。

没有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事实上政府是收不上来什么税的，这个税是广义的，也包括从社会汲取的各种有价值的资源。官僚集团承担的还不仅仅是敛财的任务，事实上他们承担着综合的管控和动员职能，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管控和军事动员。由于官僚集团的毛细血管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 上左右了国民经济，也左右了大部分普通人的人生，所以在（谁）有需求的时候，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聚集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满足该需求。

对于统治者来说，管控和动员总是重要的，是关系自身生死存亡的大事，前者避免自己亡于内争，后者避免自己亡于外敌，所以统治者总是离不开官僚集团。

如果一个统治者没有建立起庞大的官僚集团，那么他的统治就只是纸面上、名义上、礼仪性、娱乐性的，因为他既调动不了人，也调动不了钱， 他甚至无法惩戒对自己权威的冒犯。

统治者难道不知道官僚集团的无能低效与贪赃枉法吗？大哥，人家比你清楚得多得多好不好？人家只是单纯不在乎而已。官僚集团越无能就越忠诚，如果再加上贪腐，那简直就绝对忠诚了。 打个比方，你是公司老板，你下面有两个副总，一个业务能力超强，所以被你委以重任，另一个是大草包，但你念他跟你很多年所以也委以重任，请问谁会对你更忠诚？显然、当然并且必然，草包对你更忠诚，因为业务能力强的副总是有跳槽的能力的，哪怕离开了你，人家也照样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而草包如果离了你就是个屁！这也就是君王为什么信任太监的原因，文臣武将不管表再多的忠心，你终归是有一点能力的，有能力就意味着不忠诚，不仅可以跳槽，甚至可以跳反。而太监就可爱多了，离开了宠信他的君王，他连个乞丐都不如，他才是最盼望主子万寿无疆、江山永固的那个人呐。

如果一个官僚既无能又贪腐，那就意味着他的生死荣辱全在主子的一念之间，这样的人你都不能信任的话，天下还有你可以信任的人吗？

这就是为什么上面和下面对忠与奸的评价有时候会大相径庭，天下都知道武穆精忠，但宋高宗赵构偏偏觉得岳飞谋反，天下都知道王振误国，但明英宗朱祁镇偏偏觉得大伴纯忠。

无他， 角度不同而已，虽然说朕即国家，但统治者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你理解的忠诚并非他理解的忠诚，懂了吗？

统治者需要官僚集团，因为这就是最好用的工具，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是替代性工具，但后两者需要的操作技术太高，不是每个统治者都能掌握的，但官僚集团这种基础工具，是个人就能用。哪怕官僚集团腐败无能，也只能提升而丝毫不能降低统治者对他们的信任，阴暗的一面当然是需要维持对内统治，但其也有光明的一面，那就是在面临战争和灾害等外生威胁的时候，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社会的总动员。

一个统治者能够动用的所有力量 E=G*D ，G 代表国家总体实力，你可以大体理解为购买力平价修正后的 GDP。 D 代表国家动员能力，这基本上与官僚集团力量成正比。

一个官僚集团弱小的国家天然是缺乏动员能力的，或许其总体经济实力并不弱，但在遇到对抗和灾害的时候总是会表现出与国力不匹配的弱小、迟缓和无能。 有些人会骄傲于“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有其荒诞的一面，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其道理，比如西方国家的救灾响应就真的让人十分无语。

二战中，精锐的德军最终敌不过茫茫多的苏军，因为苏联的动员程度是德国难以望其项背的，德国哪怕打到战败亡国的时候，动员率都比不上苏联。冷战期间北约的经济实力长期是华约的若干倍，但双方的军事实力却大体相当，这是因为西方的动员能力实在有限，哪怕感受到巨大威胁，但能投入的资源比例却仍然受限。

如果今天东北亚开打，在没有外力介入且不动核的情况下，南边也是肯定打不过北边的，虽然南边纸面实力强很多，但北边却可以轻易实现接近 100%的总动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动员并不仅仅是军事动员，完全也可以用在建设领域，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身也是动员社会资源的方式。

官僚集团的存在绝对是不利于国家总体实力提升的，也不会利于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的生活，但要排除官僚主义却是千难万难。

因为，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官僚集团带来的管控和动员能力是他无法放弃的，官僚集团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是在长期缓慢发生的，但官僚集团本身带来的管控和动员能力却是立竿见影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做过相关的论述： 国家是阶级统治和管理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 这个话虽然现在不怎么讲了，但其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如此，而所谓的国家，在执行层面就等同于官僚集团。

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在其建国后的 200 年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官僚主义的， 这是因为美国几乎没有动员和养兵的需要，他们长时间甚至都没有常备陆军，仅在需要的时候征召民兵即可。美国官僚集团诞生于二战，成长于冷战，在冷战胜利后，因为缺乏外部压力，官僚集团开始将刀口由对外转向对内，以至于到了今天的地步。

不仅是美国，罗马、蒙古和满清也都经历了这个同样的过程，初期民风质朴、武德充沛，军人从来不要国家开工资，然后开始享受扩张红利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勋贵集团，扩张到达顶峰后勋贵集团逐步堕落为官僚集团，最后官僚集团腐朽到无可挽回然后由新的主角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存在即合理，官僚作为一个贬义词，历来是大家希望革除的对象，但以历史和哲学的眼光来看，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反之亦然。对于统治阶层而言， 官僚集团的存在明显是利大于弊的，哪怕对于底层而言，虽然可以说是弊大 于利，但也不是毫无用处。如果新的改革不能替代掉官僚集团的功能，或者说不能弥补官僚集团缺失带来的痛点，那么就必然不可能成功，官僚主义也总是会死灰复燃。

本文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指出了官僚集团和军事集团的同源性和共生性，任何一个结束了扩张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则不可能从社会汲取足够的资源以供养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而且遍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从军和从政都是血缘强相关的职业，当然大头兵不算，大头兵总是来自于底层群体，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军官，绝大部分的军官，都有近亲属在从政，这是世界通例，而军官有亲人在从商或搞学术的比例就会低很多。

我的观点经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无政资，但我并不是， 因为我深深地懂得，暴力才是这个世界的底色。官僚集团与军事集团是一体两面的，其本质就是掠夺集团，当外部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们就向外掠夺，当向外掠夺不动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转为向内掠夺，但同时也防范外部势力的掠夺。 这里没有什么正义与邪恶的区别，老虎吃羊，在羊看来是邪恶，在老虎看来就是正义，任何系统的维持本来就是要从外界输入负熵才行的，所以我说， 熵增之下无正义。

当系统在扩张/增长之时，克服官僚主义是比较容易的，但当系统的边界逐步确定，难以从外界掠夺负熵的时候，官僚主义就成为了 一个老大难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人人厌恶的现象，就像衰老一样，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不好，但它就是必然会发生，你可以想尽办法延缓衰老，但你几乎无法停止衰老，这就是熵增。

本文已经太长了，明天再继续吧